随着互联网发展，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网络时代。网络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，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，新的文明因素正在加速生成。同时，对于中国来说，经过100多年努力，现代文明形态已经基本生成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更加接近。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文明基本建成之际，遇上了网络社会到来。这意味着，不论是人类文明，还是中华文明，都到了一个需要对文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思考的时候。

　　对未来思考不可能凭空而来，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与规律，再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把握。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。150多年前，马克思、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，系统提出关于社会与文明基本特征、内在矛盾与解决思路等根本命题的思考，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深刻与重大，不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，都得到公认。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对现代社会根本问题的把握上，而且还在于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矛盾、推动人类解放的历史方向与内在逻辑，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伟大思想家之处。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人与社会本质的认识，不仅回答现代社会命题，而且指引人类社会发展未来走向，成为系统的人的解放的学说。当前，在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发展的新阶段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越发凸显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有两方面特点，一是不仅回答现代社会命题，而且还提出走向未来的命题；二是不仅对理论问题做出说明，而且还推动现实世界改造。《共产党宣言》就同时体现了这两方面特点。作为宣言，它是行动纲领，当然要面向实践，明确行动主体与实践方式。然而，实践不是盲目的，是在把握规律基础上进行的，因此需要理论分析作为根据。作为宣言，它又是政治指南，还要面向未来，描述未来的社会图景与逻辑可能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与未来发展根本命题的理解，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这些根本命题的具体方法的运用。

　　《共产党宣言》认为，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，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基础。这种逻辑演绎不是抽象发生的，而是通过具体人格化主体力量的实践实现的，其互动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。在由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条件下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，由此，作为其人格化的主体力量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，就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对轴心主体关系。然而，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是手段，目的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发展，使社会解决资本与劳动这一对现代社会中的矛盾，在实现人的进一步解放过程中推动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。

　　那么，解决现代社会矛盾，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应该是什么？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回答是：共产主义社会，即“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，在那里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矛盾，并指出：要推动人获得进一步解放就必须解决现代社会的既有矛盾，推动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，实现文明的飞跃。这就是《共产党宣言》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命题。

　　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全球开始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发展，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轴心由工业化向网络化转变，标志着新的类型的生产力开始出现。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，生产力基础的转变，必将带来人们交往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变化。网络技术发展确实给社会带来影响，虚拟网络空间的出现、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、快速与大规模链接等特点，都使人们交往方式发生巨大变化，也对社会关系构建产生重大影响。由此，我们可以认为，网络化出现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。究竟这种文明形态是否依然属于现代文明范畴，以及网络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否还将进一步加剧，我们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。但是，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，那就是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与矛盾得以进一步发展，另一方面新型社会关系内容也不断呈现。

　　正是在对上述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揭示上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体现出自身价值。不论具体内容把握上，还是对认识方法运用，都能给我们以帮助。从具体内容看，不论是深化对现代社会的认识，还是超越对现代社会的理解，都需要我们再思考《共产党宣言》所揭示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命题。从认识方法看，由于《共产党宣言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，因此，它可以成为对理解现实与对把握未来的基本认知根据和方法。

　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一方面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的历史逻辑使然，另一方面是通过坚持社会主义，使中国发展内在地包含既吸收现代文明成果、又扬弃现代社会矛盾的诉求。当前，中华文明发展面临新文明因素的挑战，又可以利用叠加效应优势，运用网络社会新文明条件，扬弃现代社会的不足。而其中的逻辑与《共产党宣言》所揭示的规律与命题，有高度相关性。这也许是在中国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，我们重温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意义所在。

　　（作者为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郑长忠）